摘要：儒家虽然讲爱有差等，但那是就内在价值的差异性而言，并不否定其共同性。 ...
（43）廖名春：《帛书〈周易〉论集》，第388页。
总之，物虽能取性、动性，但性仍是原来的性，并不因物而变化，性对物有好恶，而物不能决定性之好恶，这就是凡性为主。作为孔子原典，《论语》中只出现两次情字，另一处是《子张》中子张答阳膚问法律方面的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
心的问题的提出，说明《性自命出》的作者不仅有了心灵反思的自觉，意识到思想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就与难，思之方也联系起来了，即是说，思是一件很难的事。这样看来，义归根到底也是由性情而来，则性是它的内在根据。这就不仅将恒德说成是内在的人性，而且肯定了人性是善。这个然后未必是从时间上说的，但是，却强调了知觉的作用。
对人而言，天是亲切的、亲近的，是有价值意义的。如果离开了情，所谓性，就真如荀子所说，变成幽隐而无说了。是故，清人对理学话语的反动，首先就是指出其对古经的曲解，即戴震说的数百年以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
那么理学话语的最大问题，从清人的立场看，就是以虚名为实有。无论谢无量所谓繁碎，还是侯外庐所谓烦琐，绝不是文献学的批评，正是哲学立场的批评。33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上，第411页。所以，如果将清代看成新旧哲学的交替期，就只能谈论局部的或片段的哲学史。
但对并不遥远的清代思想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许多研究者通常更关心的是清代的学术史思想史而非哲学史。四、结语 在哲学史的写法问题上，我认为将清代思想纳入哲学史叙述的方式首先应该是话语谱系的，而非概念谱系的，因为清人之于理学的态度，如前所述，并不是抽象地反对理气心性之辨，而是不满于言说理气心性之辨的理学话语。
比如冯友兰，他主张从清代汉学家对宋明道学的论述中看此时代之哲学，就是在哲学与非哲学的意义上理解汉宋之分，即汉学并非哲学，但汉学家所讲的宋明道学是哲学。比如胡适，他固然认为理学代表的近世哲学在清代消歇了，却又强调此间还有一建设‘新哲学的大事业，其以颜李学派为思想资源，在戴震的推动下初具规模。由此看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考证能成为反动的手段?因为理学话语中的空言不仅是以虚名为实有，最终流于玄谈，更在于这类空言还往往依托古经以确立权威。而新出版的这部《清代卷》哲学史，应该说，就是这样一种话语谱系的哲学史——其对清人道论的揭示，使我们注意到从讲理到讲道，作为典范的宋明哲学如何在语言维度实现推进。
因此，以宋明理学为中国哲学的典范和标准，不必然写出一部清代哲学反衰的历史。二、理学话语的名与实 基于此，清代留给人哲学最为不振的印象，就可能归因于传统上构造哲学史叙述的写法。但在接受某一哲学观的前提下，并不只有唯一的哲学史写法。反之，如果注意到理气仅是一物之两名，而非两物之一体，就能近一步论证理不能离气以为理。
盖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22】就是强调理气之别仅是修辞层面的，而非实有层面的。上述两难的出现，即清代哲学史要么是连贯但乏善可陈的，要么是有创见但不连贯的，其实是夸大了哲学观对哲学史书写的影响，好像着眼于新哲学还是旧哲学，会看到截然不同的哲学史景观。
而由前述可知，清人这一指向人文领域的问题意识，核心就是不满于学者对人伦日用的忽视，并将之归于宋明理学的空言之弊。25王夫之:《船山遗书》第七册，第228页。
清代学者亦非不谈理，只是不像宋明儒家那样集中，因此，仅考虑用语频率的变化，就足以改变哲学史的书写吗?是的，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20】但放在更大的背景中看，语言问题在中国思想中变得紧迫，除了明末清初，更早就是先秦，即战国思想界对名实之相怨（《管子·宙合》）的焦虑。而另一方面，如果着眼于旧哲学谈论清代思想，即并不改变哲学观，仍以理学为典范哲学而以清代为哲学反衰的阶段，则清代哲学史就只有消极的意义，甚至能说是没有哲学的哲学史。3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55页。35王引之:《经义述闻》（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页。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
因而最终地，就能呈现一部既有连续性又非乏善可陈的哲学史，或说是既有新创见又非片段式的哲学史。首先，并非不能讲理，正如清人也使用这一术语。
而其新之所在，就在于装备了质疑旧哲学即宋明理学的工具或武器，那就是考证之学。18吴根友:《中国哲学通史（学术版）·清代卷》，第339页。
但除了句法位置，表达式的语义才是分辨名实的关键。那么，无论以考证对治凿空解经的空言，还是以文史对治不见实事的空言，其实都是一种话语批判的工作。
【18】这样看问题，我认为，就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前述两难，因为只要肯定清代思想中的新元素仍出于对理学的反思，只是在方式上不同于后理学时代，就不仅指出了清代哲学的贡献，也表明了这种贡献与理学传统的内在关联。【27】应该说，这就是对清初顾炎武的空言实学之分的响应，并足以表明在名实关系上校正理学话语，是清代学人一以贯之的诉求。相比之下，以论道代替说理，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历史包袱。王夫之对《中庸》开篇之谓与谓之的解释，就是对名实之分的原则性说明，其观点可重构地表示为：在A之谓B这一表达式中，A为客观对象的彼固然，也就是实。
31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第349页。他一方面认为清初王夫之的哲学代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哲学发展圆圈的终结。
然而，即便是在宋明理学的意义上理解中国哲学，也不是只能以概念谱系的方式撰写哲学史，还有另一种话语谱系的书写，其并非以概念的变化，而是以概念语言的变化为线索，来建立哲学史的叙述框架。典型如冯友兰，他所谓中国哲学的接着讲，就包括将传统中国思想尤其是理学蕴含的系统揭示出来，使之从实质的变为形式的，【7】并呈现为新理学的系统。
【3】而本文则试图以该书的相关论述为例，说明一种话语谱系的哲学史书写如何可能。关键词：清代; 哲学史; 宋明理学; 语言; 众所周知，建构中国哲学史的叙述框架，是将中国传统思想纳入现代学术语境中进行讲述的主要方式。
28戴震:《戴震集》，第312页，第314页。并且，这一划分不仅能用理学与经学来表示，还能用宋学和汉学来表示。这样做的理由可以描述为一种语言哲学的考虑，即概念本身是抽象事物，只有着眼于具体的概念语言，才能有意义地谈论概念及其演变。本文则以之为例，说明基于概念谱系的哲学史书写传统之外，一种基于话语谱系的哲学史书写如何可能。
而他对实学的倡导，也是从名实关系的讨论开始，如所谓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12谢无量:《中国哲学史校注》，第434页。
而先秦以降，历来引人焦虑的语言问题仍是某一时代的思想话语出现名实分离、空洞无物的问题。不过，说起对之谓与谓之的研究，更成熟的戴震的观点，同样是要对名实之分给出原则性的说明。
典型如黄宗羲说的，理气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则谓之气，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者而言，则谓之理。32戴震:《戴震集》，第191页。
